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通话传出的积极信号表明中美两国近来的接触取得了一定进展。此次美国中期选举后，无论其国内政治如何演变，中美都将进入合作与竞争共存的长期博弈状态，贸易纠纷和技术竞争或成为常态。同时，特朗普或积极为连任做准备，不排除中美问题再次会成为焦点问题。
实际上，自2018年3月以来，中美贸易冲突逐步升级，其核心是中美在三个层面的纷争，即贸易争端、科技竞争和大国博弈，涉及短期、中期、长期三个维度，既有短期美国中期选举和中美贸易逆差等因素，也有中期美国一些人士对于中国技术快速追赶的担忧，更有长期美国社会对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前景的焦虑。
而从中长期的大国博弈竞争态势来看，中国有必要做到三个坚持：一要坚持改革开放，保持足够定力，走自己的路，发展是第一要务；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历史反复证明，这是适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行之有效的道路；三要坚持与世界共赢，持续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美贸易争端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两面性
中美贸易逆差的本质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同、高中低端产品的竞争力不同、两国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等。换句话说，中美贸易逆差从现象本身到背后原因都十分错踪复杂。
一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迅速崛起。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占比从1998年的5%增长到当前的30%以上，连续超越美国和欧盟成为世界第一，生产了全球一半以上的钢铁、60%以上的水泥和25%以上的汽车。应该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我国加入WTO以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大提高了竞争力，而美国以部分传统产业工人为代表的阶层未能及时适应这一变局，美国政府也未能及时提供足够的政策支持，促进产业工人技能的转变提高。这是中美贸易逆差背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二是中美贸易逆差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中有重复计算和严重高估，例如，中国向美国出口额最大的商品之一为苹果手机，而在苹果手机500美元的售价中，中方的附加值仅有数美元。因此，虽然表面上中国贸易占美国贸易赤字总额的50%，但在进行附加值调整、剔除转口贸易的影响后，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重仅为16.4%。其次，美国已经从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升级为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对我国有巨大的比较优势，但其服务业对我国顺差并未计算进去。最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同样有巨大的优势，但因其限制向我国出口很多高科技产品，客观上加大了贸易逆差。
三是需要考虑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并在我国销售产品的情况。
如果加上美国在华子公司销售额和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中美贸易逆差则将大幅减少。以汽车为例，仅通用一家2017年在中国销售汽车就有400万辆左右，远超其在美国本国的250万辆的销售额，在中国享受了巨大红利。
四是贸易逆差并不意味着不公平或效用逆差。
首先，任何贸易都是公平交易，是双方的自愿选择；其次，贸易逆差可以是福利顺差，美国消费者用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了中国的商品，实现了福利最大化；最后，贸易顺差可以是效用逆差，中国的很多对美国出口除了看似赚取了一些外汇，实际是“赚了吆喝没赚钱”，透支了环境的成本，也是中国大量产业工人相对低廉的劳动报酬所致。
五是关税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首先，关税是加在消费者身上的，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其次，关税的确定主要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的平衡，即本国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和对本国产业的保护（或就业机会的最大化）；再次，尽管美国与全球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关税是不对等的，的确大大低于这些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公平。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产业比较有竞争力，可以承受外国产品相对低关税进入美国市场，另一方面，最大化了美国消费者的效用或福利；最后，即便在一些领域美国的关税低，但中国或其他国家未必有能力向美国出口该类商品。例如，中国征收美国汽车约25%的关税，而美国征收中国汽车2.5%的关税，但美国2017年对华汽车整车出口为28万多辆，但中国仅向美国出口5.3万辆。
六是特朗普对低关税和现行国际贸易体系的反叛背后是全球产业格局的调整和美国部分产业工人的诉求。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制造业相对于日本和其他新兴国家的优势开始衰减，美国的产业界尤其是传统制造业感到压力。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形成了反叛自由贸易政策的群众基础，而特朗普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们的政治代言人。因此，特朗普政府在关税和贸易政策上的调整本质上是以降低美国消费者部分福利，换取对本国一些竞争力不足的行业和企业的保护，以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本质上是一种妥协和平衡。
七是全球贸易摩擦或带来更多全球跨境投资。
此次贸易纠纷也说明，尽管生活在21世纪，但很多人的心态仍然留在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即凡是出口即是有利，凡是进口即为不利。这本质上说明了即便实行自由贸易，但是由于产品的归属或所有权非常清晰（全球采购令这一界限日渐模糊，但产品的归属仍旧按照产地清晰划分），自由贸易近年来仍然在全球遭遇到挫折。如果将自由贸易称作全球化1.0，那么未来的发展或称全球化2.0会鼓励引导更多的跨境投资，产业、企业和产品的归属权及所有权将进一步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降低贸易纠纷出现的概率。但美国近来对于外资尤其是中资的限制和保护主义倾向，又使得未来的跨境投资问题更加复杂。
中美贸易纷争的偶然性、必然性与长期性
中美贸易争端表面上是一场因为特朗普当选或美国中期选举而发生的遭遇战，本质上是一场早晚要来也无法回避的持久战，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解决和处理好与美国的贸易争端、技术竞争和大国博弈的问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必须要过的坎。
一是以中美贸易摩擦为标志的纷争短期与美国内选举等政治因素高度相关。
过去一段时间，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与刚刚结束的中期选举高度相关。中期选举结果刚刚揭晓，可以预见，两年内中美关系仍将与两年后特朗普连任选举是强相关关系。过去一个时期里，美国一些政客利用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制造并强化中国的全民“假想敌”概念，巩固其在铁锈州蓝领工人甚至更广泛阶层的支持。但过度贸易战也会给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带来负面冲击，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股市的表现。
二是中期来看，中国在科技研发方面加强投入，结合中国的巨大消费市场和相对低廉成本优势，对美国形成了产业和技术追赶的竞争压力。
尽管美国在高科技等产业领域仍全面领先，但中美经济和产业间的竞争性开始加大。2016年，全球知识产权市场中，美国和欧洲占比大致为各40%，日本为10%，而中国只有1%不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全球的技术产品销售中，美国接近半壁江山，欧日分别为10%和13%，而中国只有2%〜3%。但同样是在2016年，中国的研发投入迅速增加，在世界的比重已经超过20%，直逼美国的30%，同期的欧洲和日本却分别为20%和10%不到。2015年前，中国每年申请的专利数量在全球排在美国之后的第二，其后每年的专利申请数目超过美国的150%。随着中国在技术领域追赶的步伐加快，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行业摆脱对美国进口的依赖，甚至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产品竞争，这无疑将触及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核心利益。
更重要的是，一旦中国在某些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因为消费者群体的巨大规模和制造成本的相对低廉，产品的价格就会大幅度下降，并改变市场的格局。以半导体存储芯片为例，目前，东芝、三星已经实现了64层芯片的量产，正在研发128层芯片技术，而中国存储芯片的水平仍然处于2005年左右的世界水平，32层芯片尚未量产，差距大致为12年。但是，某中国企业研制成功某半导体传感器，该产品在日本市场售价2.4美元，而中国同样的产品售价只有0.2美元，且仍然具有利润空间。
三是中国全面竞争力提升以及中美一定的全面竞争态势正在形成。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百多年前，在美国经济总量即将超过英国的前几十年，英国和欧洲最为盛行的理论为“美国威胁论”（《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戈登著，祁斌译）。近八十年来，其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曾短暂受到来自日本和前苏联的挑战，但得益于其富有弹性的市场体制和及时的战略调整，当前美国在军事、科技及经济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仍然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并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GDP在2017年超过1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并以远高于美国的增速，在经济等各方面形成全方位的追赶态势。应该说，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快速接近美国的国家。
如何引导中美关系走向良性竞争
要认识到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也要认识到中美竞争和冲突有一定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同时还要看到中美之间仍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并在三个层面分别作出应对。
在贸易领域，除继续努力与美国寻求解决贸易争端的方案以外，宜深挖中国巨大的本国消费市场，加强欧日经贸关系，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积极培育发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潜力。
在技术领域，第一要立足于自主创新。硅谷成功的秘密是“资本加科技”，我们应加快体制机制建设，推动资本市场改革，进一步加强培育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吸引人才机制;第二，可在美能接受的技术和产业领域继续与其寻求合作空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61%，而两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差十倍以上，两国合作的空间仍然非常巨大。例如，中投公司和美高盛集团成立的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投资于美国中西部相对传统但对我仍有优势的产业。一方面，有利于美蓝领工人增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有利于我消费和产业升级，加速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步伐。在前期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该基金仍然成功完成第一轮募资20亿美元，开展在美投资，实现与中国市场的结合，并依托该基金召开中美产业合作芝加哥峰会和中投论坛等，打造中美产业合作的公共平台和生态系统。同时，宜更多加强与美国州市层面和产业界的合作，引导中美关系进入良性竞争轨道。第三，与欧日等其他发达经济体加强跨境投资和产业合作。例如，近期日本安倍首相访华期间，中投公司与野村等五家日本最大的金融机构联合体共同签署了中日产业合作基金合作备忘录，中英产业基金的磋商也接近尾声，此外，中法、中德、中意、中以等双边产业合作基金都在积极的推进之中。
从中长期的大国博弈竞争态势来看， 要做到三个坚持。一要坚持改革开放。保持足够定力，走自己的路，发展是第一要务。不断加大开放力度，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同时加强监管，提高国家治理水平。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历史反复证明，这是适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行之有效的道路。三要坚持与世界共赢。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如果不能惠及世界，也将是不可持续的。应依托我国巨大的消费者市场和经济发展潜力与世界合作，真正实现共赢。应持续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