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正处于阶段性升级状态,只要美国贸易逆差没有明显收窄，贸易战都将是不可避免的长期扰动因素；尤其是中美冲突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而是向着更加复杂的产业政策等领域延伸。
近六年全球出口增速持续下行，外贸扩张接近阶段性瓶颈。这一方面源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外包”转“内包”的趋势变化。另一方面，这也导致全球贸易方式有所改变，其直接影响是全球贸易价值链（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生产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实现价值增值的贸易方式）的更快收缩。第二，一国出口在全球出口中占比一般将经历触顶回落的过程，德国与日本的经验可以佐证。即使没有中美贸易战因素，中国也将面临全球贸易扩张乏力、及中国出口份额下降的双重压力，而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则加速了这个过程。
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收窄甚至转为逆差，是否意味着对外资依赖度增强？或者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加大？从新兴市场和美国的经验来看，即便在人口和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可能会出现经常项目余额的收窄，但只要市场对中国经济有足够的信心，人民币资产有足够的吸引力，稳定而持续的外资涌入，仍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币汇率提供足够的支撑。
美方列出的500亿及2000亿美元关税清单商品中，以中国制造业产品居多，且与“中国制造2025”品类多有重叠。从近三年经验看，我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远高于制造业整体投资，但2018年前7个月其领先优势有所收窄。往后看，中美贸易摩擦或将再向制造业升级施压。
恰恰在这方面，日本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在贸易摩擦频仍的同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有益经验：第一，产业结构主导出口结构，而非相反；第二，贸易摩擦对产业升级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适当措施避免或缓和。因此，“打铁还需自身硬”，要缓解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冲突带来的冲击，中国经济的转型，改革红利的释放尤其显得紧迫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