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美公司1999年搬入五矿进出口大厦办公到2002年4月搬出，短短三年时间经历了几次震惊世界的大事件。1999年5月8日美国导弹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事件；2001年3月16日，石家庄靳如超报复社会爆炸案；2001年9月11日美国911恐怖袭击。

1999年冬天，河北省方达进出口公司得到美国商务部的第二次书面通知（这样的通知1997年曾经有一次），要求对其出口生产企业石家庄灵寿县毛刷厂进行反倾销现场核查。代理该公司的美国律师休姆先生给我发来邮件，并预约了电话。内容是：毛刷工厂不合作／配合美国商务部反倾销实地核查，要求我了解情况，做做工作，争取配合核查，而且需要帮助工厂通过核查。鉴于被代理公司对事态发展形式不看好，不愿意继续出资给美国律师亲临现场指导核查，全部的工作必须通过中国代表执行。真是个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光荣是因为强烈的使命感，因为你在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努力奋斗，艰巨是必然的，因为经历过反倾销核查的艰苦过程，不要说工厂不合作，如果不拿出全部的力量去努力争取，通过核查，谈何容易。

驱车大约一个半小时来到石家庄灵寿县城。那是我拥有的第一辆汽车，刚买两个月，也是第一次跑长途，印象之所以深刻是因为这次路途后我的车被盗。毛刷厂的老板在县城的一个饭馆接待了我，老板朴实诚挚，在他的热情要求之下，我们小酌几杯。中国人都是这样热情好客，没有谈工作之前，先交流感情，而感情交流的调节剂就是酒精。几杯酒落肚，人也自然放松了很多，很自然的谈到了美国商务部核查，工厂不合作等等。工厂老板终于表达了他为什么不配合美国商务部核查的原因。

九十年代末中国集体企业或者民营企业虽然有了进出口权，但并不具备独立经营进出口的能力和经验。生产企业仍然依靠进出口专业公司出口销售其产品。外贸企业的专业部门经理和外贸业务人员则成为这个流通环节中的香饽饽。也就是说工厂和外贸公司就像一对难以割舍的亲兄弟，然而兄弟关系相处也有矛盾和利益冲突。毛刷厂送货给外贸公司，但外贸公司收汇没有及时给工厂付款，甚至被挪作它用，这是矛盾的根本所在。清楚了症结，就容易下药。经过几番和工厂以及外贸公司的沟通协调之后，问题解决了。工厂老板决定，无条件配合核查，争取好税率。这时，离核查还有3天。而这3天，我的吃住全部在工厂解决了。

毛刷生产的主要原材料是猪鬃，辅助材料需要木制手柄以及链接固定手柄和刷头的马口铁还有铁钉，也需要一部分胶水。工人们首先将外购的猪鬃进行蒸煮消毒和清洗，然后烘干。将散乱的猪鬃按照长度墩成捆并摆放在纸盒中。根据刷子的尺寸取数量不等的墩好的猪鬃底部刷胶，然后粘附在木柄顶端，将裁剪好固定尺寸的马口铁箍在手柄与猪鬃之间的链接处，铁钉固定，包装完成。技术含量极低，需要的就是熟练操作工。然而，根据美国商务部反倾销调查问卷的要求。工厂需要报告全部原材料／辅助材料和包装材料的单品投料重量，以及完成每道工序的劳动人数和时间效率，还有电耗等能源消耗。在递交答卷前，工厂对商务部调查问卷不甚了解，简单按照工作经验向美国代理律师介绍了以上数据。本次，商务部核查就是对工厂报告的生产数据，行话叫做生产要素，进行一一核实。

三天的准备工作非常繁琐复杂，因为我们需要向美国商务部的核查官员提供我们报告生产要素的支持文件，计算底稿，数据来源等，这些本应该出现在工厂台账／财务账本等生产记录中，可惜工厂的管理水平较差，我们只能在散落在车间办公室财务室的各个角落中寻找线索，像拼图一样拼凑每一个要素支持的线索。从来没有感到时间度过的如此之快，三天过去了，我们的准备工作可以说艰难痛苦，但好像没有一项工作是完完整整的，临阵磨枪，只能这样了。说心里话，我对这次的核查没有任何通过的把握，只是暗自希望核查过程不要出什么错误就可以了。

美国商务部一行3人，包括他们通过美国大使馆请的一名中国翻译，如期来到了毛刷工厂，开始了他们计划3天的核查工作。两位核查官不像我以前遇到的那样，他们态度相对和蔼，对工厂的生活环境表示理解。 就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我们代表美国政府，我们的目的是核实你们通过律师报告给美国政府的生产数据，并验证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我们是本着信任的心态向你们求证每一个问题的答案的。当然这些官员的工作认真态度是值得以称赞的。因为在审核过程中出现了多处很明显的所报告数据与实际审验不符的情形，这些不符大多是通过实际称重和秒表计时中发现的。有两件事情印象深刻，第一对纸箱的重量产生疑问，所以被要求现场称重，工厂平时用于称重的工具是天平，被称重的物品是猪鬃。小小的天平无法称重纸箱。工厂老板拿来了一杆杆秤，是农村用的那种称重物的秤，需要两个人用肩膀扛起来称，这种秤在农村经常用来称猪、称羊等大型家畜。美国人觉得这个实在不可思议，但是他们说：我们信任你们工厂人员的淳朴，我们虽然不懂该如何使用这么富有传奇色彩的计量工具，但是请你们称重后告诉我们结果。当然，称重结局很完美。第二件事就是财务和仓库管理的记录数据多处不符，当被问及原因时，没有人能够解释，最终归纳为不小心犯的错误。然而有些错误是绝对不合情理的，核查官员步步紧逼，要求描述还原这些所谓错误出现的过程并解释原因，大家无语了。如果知道错误，干嘛还要犯呢。在大家非常尴尬的时候，我替工厂说了一句话：美国导弹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如果这个错误能够被接受，我们工厂犯的这点错误恐怕都不是错误了吧。也许是这句话引起了核查官员的一些感触，反正是起作用了。核查人员接受了我们的解释，最终不再追究那些无法解释的问题。

3天的核查实际上用了2天半，除了工厂配合之外，估计核查官员愿意提前结束核查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实在无法忍受工厂的厕所。但无论如何，我们通过了这次核查。而且在接下来的税率裁决中，我们获取了非常好的税率。这是我从事这项工作以来第一次执行这样艰巨的任务，关键是我做成了。回想起这段经历，我感触很深：那个年代美国政府对待反倾销是认真的，不同美国政府官员明显有不同的政策解读和执行，本次的核查官员是抱着信任的态度来考证资料数据的。他们用极其简单的方式，来验证中国工厂的生产劳动情况，非常客观的记载了中国密集劳动型工厂的实际工作效率。相比1998年我参加的第一次美国商务部核查，本次核查官员素质比较高，我坚信自己的判断，并在以后的工作中证明了这一点。时过境迁，20年后怎么样了呢？我会在以后的汇报中再叙美国和美国核查官员的。(Mr. Wang)

<待续>